▲殷墟遗址博物馆新馆，2024年2月26日对公众开放
能够确定的是，这位叫“子”的王子的确寿命不长，没有当上王，但地位高于其他王子，因此极有可能是太子。他与妇好过从甚密，在他的甲骨记录中，出现“王”只有数次，出现“妇好”却有数十次之多，虽同时侍奉武丁和妇好，但显然，他与妇好更亲近。他常常问卜，如果出门，是应该禀告武丁还是禀告妇好，是否应该跟妇好一起祭祀，是否应该到某处与妇好见面……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图 / 南方人物周刊姜晓明 （除署名外）
编辑 / 杨子 rwyzz@126.com
“就考古学而言，（中国）没有哪处遗址的重要性超过殷墟。”这句话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的，也几乎是所有考古工作者的共识。甲骨文的出现，如光线照入迷雾，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接近一千年。1928年10月13日，甲骨学家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挖下了第一铲，从那时起，近百年的光阴过去了。2024年2月26日，跟安阳殷墟考古重要性相匹配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从一百年连接三千年，殷墟成为理解华夏文明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恰恰体现了这种勾勒文明线索的雄心，它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殷墟，全部展陈聚焦更大幅员范围的商文明，近4000件/套文物，全景式地展示了三千多年前青铜文明的鼎盛面貌。殷墟博物馆开馆当天就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仅第一周就被央视不同频道频繁报道多达六十余次。几乎每一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普通观众进馆参观，殷墟博物馆一下子成为火出圈的文博打卡地。从远处看去，殷墟博物馆仿佛一尊青铜大鼎正在破土而出，四方斜斜的土坡，打掩护似的，让建筑跟四周遗址融为一体，让人很容易生出“王祭四方”、“定于一尊”的上古联想。四土四方，王居中央——在建筑顶部的夔龙纹间，镌着三个甲骨文：天邑商。步入展馆大厅，一只长尾翼凤鸟旋而高飞，顶部透明的天窗引来通透光线，让这只白色飞鸟折射出纯净而神秘的气息。在甲骨文中，“天”通“大”，天邑商，即大邑商，这是商人对自己聚居之城带着自豪的称谓，每逢商王出征或归来，甲骨里都要记一笔：王入大邑商。从入馆开始的一系列视觉形象，都在呼应上古名篇中对商的描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殷墟博物馆的设计方案采用了全球招标，最终胜出的是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院士的团队。“入围的其他设计方案，说实话也非常漂亮，但我们综合考虑，还是选择了最为守正的风格。”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说，项目早期经费紧张，但不少国际建筑大师，一听说是为殷墟做方案，还是显示出极大热情。最让他感动的是，设计雅典卫城博物馆的结构主义大师伯纳德·特屈米，已经八十多岁，医生一再劝他不要来，老先生还是坚持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亲自来调研现场。抵达安阳已经入夜，一刻不歇，要求马上去基地，彼时的殷墟遗址还没有实现夜间亮化，李晓阳急中生智，找来几辆汽车从四面八方围住基地，打开车大灯才完成了照明。
从2015年设想筹建殷墟博物馆新馆，到2024年新馆正式落成，中间还横跨了三年新冠疫情期，在近十年的历程里，这种“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的闯关智慧不在少数。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光是前期选址，就费尽功夫，殷墟保护区内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能够使用的地块很少，要不就是离核心区太近，影响风貌；要不就是拆迁量太大，承担不起；要不就是其他各种管理不便、交通不便。李晓阳说，选址做了大量工作，经历了漫长的争议，还是无法推动，只能搁置。他就找了一架无人机，按他心目中最佳的选址，从西到东航拍了一遍。在他相中的片区，原先有大量建筑，密密麻麻的老房子，还有老纱厂的遗留，一直认为被拆迁密度太大，但通过航拍发现，外面看起来一排排房子很密，已经相当破败，中心部分田地是空的，居住人口并不多，还有一座学校，搬迁难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经过实地研判，市领导果断拍板了这个选址，选址上报到国家文物局，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认可。这确实是一处绝佳的选址，如今的殷墟博物馆正好处在殷墟遗址的核心区。这片区域早年做过钻探，地下并没有特别重要的遗迹，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这一道洹水，是贯穿殷商文明的重要河流。博物馆往西北方向就是王陵区，东北方向是洹北商城，往东南方向，便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由考古学家梁思永于1931年发掘发现，是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历史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如今，站在殷墟博物馆三楼的观景平台，可以清晰眺望整个殷墟遗址，亘古斜阳被包裹在黄沙色的雾气里，洹水静穆无声，先商遗土在脚下铺陈，人也仿佛亲身步入了一幅广袤的历史地图。
赵清荣专业学习考古，学生时代便对“后岗三叠层”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后，也是冲着“后岗三叠层”来到安阳博物馆工作，到安阳不久就参与了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殷墟申遗，又被抽调到文化局参与殷墟申遗文本的编写，那个文本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是申遗的最好文本。
当时的申遗团队不少是从文化、文物系统抽调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安阳文博一线的专家和骨干，李晓阳也是其中之一。李晓阳在安阳长大，自幼便是文化系统子弟，身边许多叔叔阿姨都从事着文博相关工作，因此很早便种下了对文物和历史的热情。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当时殷墟只是一片荒地，考古队做完发掘，也不做展示，只是把文物拿走，保护起来。殷墟名气实在太大，他记得安阳钢铁集团建设的时候，为避开殷墟遗址，往西边挪了一大截。但对殷墟的认识是不断拓展的，后来事实证明，挪得还不够，下面还有遗址！“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对殷墟的整体布局依然不是很清晰，还有大量未知的范围。大邑商的结构布局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都是以挖墓找甲骨为主，把墓挖了，把东西取了，遗址意识不足，直到唐际根来了以后。他从伦敦大学毕业，带来了新的理念，开始有文化遗址的概念，做布局分析，然后才一步一步找到了洹北商城。”李晓阳说。李晓阳把“新馆”称为殷墟博物馆的2.0版。1.0版是2005年筹建的殷墟博物馆，现称“老馆”。当时唐际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考古队队长，李晓阳还没到文物局工作，还是文化局的后备干部，但已经开始参与殷墟申遗，负责配合唐际根做殷墟博物馆的展陈，那是他们俩初度联手，也是他们之间信任和默契的起点。李晓阳说，当时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想做事，也都热爱殷墟，“其实在唐际根做老馆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反对的声音，考古界有些老先生很反感这个事情，说：‘际根你写你的文章就行了，干嘛要来折腾这些？’但是唐际根力排众议，不仅拿出了考古队的发掘品，还想了很多办法借调文物，甚至找国家博物馆借出了司母戊大鼎专程来安阳展出，让观众能看到更多商代考古的成果，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李晓阳毕业于中文系，半路出家爱上考古文博行业，最后到文物局任职，这二十年来，唐际根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殷墟老馆的筹建，是为了配合2006年申遗的急就章，从奠基到土建再到展陈完毕，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老馆是一座小小的地下博物馆，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虽然小，但设计精巧，隐入地下，不破坏殷墟整体风貌，跟四周遗址的融合度很高，在当时的国内这一做法相当罕见，展陈手段也比较超前。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中的甲骨窖穴，也是殷墟1.0版 “老馆” 的一部分，其展陈方式在当年是很独特的十几年过去了，殷墟老馆一直受限无法扩容，最初1500平方米展览五六百件文物，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推进，近千件新成果加入，最后越放越密，都快装不下了。游客来了，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还有许多大体积发掘成果，比如大型的车马坑，用套箱搬离原址后无处存放，也无法展示。殷墟老馆的展柜、灯光逐渐老化，技术手段和创意创新都渐渐跟不上了。加之老馆主要由社科院考古所管理，只能满足遗址内的陈列展示功能，并没有纳入正规的博物馆体系之中，宣传、公共教育都做得不够，建设一座跟殷墟的价值、地位相匹配的新馆迫在眉睫。这些缺憾，在殷墟博物馆2.0版本中都一一得到了弥补，但最重要的变化，乃是殷墟博物馆新馆实现了更大历史维度下对整个商文明的展示，不仅仅局限在安阳，也不仅仅局限在殷墟，甚至不仅仅局限在考古，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从进门最大的公共展区已经可以窥见这种梳理商文明全貌的雄心，在循环播放的大屏上，来自商朝不同区域的代表性器物纷纷活了过来：在流金的淬火中，来自陕西的绿松石青铜燕子在屏幕上飞进飞出，湖南大禾人面纹方鼎上的人面仿佛有话要说，四川三星堆的纵目青铜面具目光炯炯，妇好墓的跽坐玉人竟突然站了起来，行至幕后……所有这些视频动画的细节，都是一次又一次设计—讨论—修改—推翻的结果，李晓阳亲自把关每个细节，甚至连数字展厅的视频文案都是他自己动手写，“他们说从没见过文物局长管得这么具体的。最后就是三个逼疯：把施工队伍逼疯，把设计团队逼疯，把自己逼疯。”
▲殷墟遗址博物馆新馆，一名参观者站在多媒体放映厅屏幕前
行走在拥有2.2万平方米展陈面积的殷墟新馆观展，是一种全新的体验，3个基本陈列、4个专题展览和1个特色沉浸式数字展，共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珍贵文物属于首次亮相，尤其是巨大的车马坑和青铜冶金作坊的还原现场。得先进生产力者得天下，在商人这里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殷墟博物馆新馆的三楼，特展《子何人哉》和《长从何来》可以说是“一文一武”两个互相映照的展览：一位是王子，擅长占卜，密密麻麻的龟甲文字记录商王朝的可信史料；另一位是武将，浑身是伤，疑似死于战争。先说王子。这是一位名为“子”的年轻王族，生活在武丁王前期，当时殷都格局初定，作为高等年轻贵族，“子”自幼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和残酷的军事训练，同时他也要掌握对于商人来说最神圣也最紧要的秘法：占卜。“子”的发现在考古界已是旧闻，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依然耳目一新。1991年，在距离商王宫殿区不远的花园庄东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农田里发掘出一处长方形的窖穴，里面密密麻麻装满了龟甲和兽骨，龟甲的主人名为“子”。工作人员对这座编号为H3的窖藏进行清理后发现，在1583版龟甲兽骨中，有689版2250条契刻记载跟商王武丁有关。
在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绝大多数卜辞都与商王直接有关，记录其他高级贵族的内容很少，这似乎是一种垄断：只有商王族才拥有与天地神灵沟通预知吉凶的权力。因此，能拥有大量龟甲并为商王武丁占卜的“子”，身份极为特殊，学界一度认为他是武丁王的弟弟或堂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龟甲文字被解读，目前大多认为，“子”乃商王武丁之子，位高权重，不但要亲自主持对先祖的一系列祭祀活动，其他商王朝诸子、诸侯和内外职官也都对他唯命是从。“子”的这一批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在出土当年即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因为这批甲骨上所携带的大量占卜信息，遍及祭祀、军事、田猎、贡纳、宴飨、天气以及入学、乐舞、射箭、御马、疾病等领域，几乎囊括了商族人日常生活的全部，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殷商社会历史研究史料。出土坑中的甲骨保存完整，虽然许多整版龟甲的状态非常脆弱，但经过技术处理后，基本都保持了原貌。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龟甲微微钙化泛黄，烫痕犹在，在灯光下悬垂展示，仿佛一组铿锵可叩的文字编钟浮在空中，神秘莫测。龟甲上遍布裂纹，但细小的刻划字体仍清晰可辨——这位自称“子”的年轻王子，给数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了他独自珍藏的百科全书。“子”的一次占卜被博物馆戏称为“3000年前的请假条”，卜文写道：“子其疫，弜往学？” ——子生病了，今天不用去上学了吧？“往学”两字，透露出“子”是在专门的场所接受教育，而非在家接受私教。实际上，他要学习的贵族技能极多，比如“舞戉”，一种多人实兵器的短兵近战操练，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子”就常常占卜，要站在“万舞”队伍的什么位置才能避免被砍伐和受伤。在“子”的甲骨窖藏被发现后的第五年，他曾经接受教育的“大学”也显露端倪。在洹河边紧邻王宫区的南侧，考古队发掘出一座大型的凹字形建筑，被认为非常接近“子”所记载的学习场所和校舍。从这个疑似的大学遗址往西南200米，曾经出土一片牛骨卜辞，上面刻有大学的课程安排。学生们在这里不但要学习射箭、驾车和舞戉，也要临水练习驾船和水战，而甲骨文中的“学”字，从字形上来说，上面是两手在摆放计数的草棍，下面是一所房子，暗示这是“学习算数的地方”。周朝所谓“君子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在殷商的教育体系中已雏形完备。关于“子”的身份，历来有许多猜想，最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便是假设他为武丁和妇好的孩子。在关于妇好的叙事中，大多会提到武丁对这位妻子独特的依仗和宠爱。根据甲骨卜辞连缀复原的商朝“祀谱”，武丁有三位受到正式祭祀的王后，妇好是其中之一。在武丁执政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妇好出现了两百多次，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生育一直是妇好的硬伤。她数度怀孕，甲骨上记录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商王武丁，反复问：妇好娩嘉？（妇好会生育男孩吗？）但结论往往是：“不嘉。惟女。”（没有生育男孩，但生了女孩。）另一次，妇好所孕男胎因流产或难产而死，武丁甚至在占卜中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是不是自己祖母妣己的灵魂害死了这个儿子？妇好到底有没有生过儿子呢？对此，史书基本一片空白。在传世的史书中，甚至遍寻不着武丁夫人的存在，如果没有殷墟甲骨，没有郑振香先生发掘出妇好墓，商代女性的面貌将是消隐无存的。
西晋《帝王世纪》中写道：“初，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而死，天下哀之。”这里的“高宗”便是武丁，他曾有过一个贤良的儿子，广受人民爱戴，且这个儿子的母后早亡。这个早亡的母后，是妇好吗？这个因继母谗言而死的王子“孝己”，就是甲骨中的“子”吗？关于“孝己”，其他史书中一概无载，但出土甲骨却证明，武丁之子祖庚和祖甲曾经祭祀过一位“兄己”（可理解为名“己”的兄长），祖甲的儿子更是称父亲的这位“兄己”为“小王父己”。商代最末的两代帝乙和帝辛（即商纣王）则称之为“祖己”。这些称谓，都表明这位“己”虽不是记录在案的商王，但后世历代商王族皆承认这位太子符合接受祭祀的祖宗资格，并按准帝王的规格称呼他。“子”到底是不是“己”呢？商人以出生的天干日起名，己、辛、丁、甲、庚……这些单名都提示了他们的出生日期，因此也常常出现重名的情况。比如妇好在“祀谱”中被称为“辛”，她墓中出土的“司母辛”大方鼎，意即纪念母亲“辛”。而“子”，可能是青年贵族男子的通称，也可能是氏族来源。妇好就来自子族，因是女性，才在“子”旁加了个“女”，成为“好”。如果妇好诞下男儿，对儿子以族名相称，以记来处，似乎也颇合理。能够确定的是，这位叫“子”的王子的确寿命不长，没有当上王，但地位高于其他王子，因此极有可能是太子。他与妇好过从甚密，在他的甲骨记录中，出现“王”只有数次，出现“妇好”却有数十次之多，虽同时侍奉武丁和妇好，但显然，他与妇好更亲近。他常常问卜，如果出门，是应该禀告武丁还是禀告妇好，是否应该跟妇好一起祭祀，是否应该到某处与妇好见面。当时妇好可能负责为商王采购马匹，不少马贩子更是通过“子”向妇好进献丝绸礼物，希求得到接见，“子”自己也参与相马买马。从卜辞记载内容来说，这位“子”颇为好学勤勉，也积极参加征伐异族，相当符合“贤子”的人设——历史的拼图影影绰绰，但，依然缺少严丝合缝的证据。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妇好墓旁的妇好像
跟《子何人哉》遥遥相对的《长从何来》，从气质上就大相径庭，“子”是郁郁文气，“亚长”展厅则满满的刀兵杀伐之气。亚长墓是继妇好墓、亚址墓之后，殷墟发掘的第三座保存完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离“子”的甲骨窖藏很近，属于殷墟宫庙区的南部，但发掘比“子”的H3甲骨窖晚了十年，墓内出土的铭文告诉我们，墓主人名为“亚长”。亚长墓是中国首次以锶同位素和氧同位素检测介入考古研究，检测数据表明，亚长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大邑商人，他应该来自豫东南地区。“亚长”并非王族，却能够埋葬在宫室之所，应有其特殊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发掘之初，考古工作者曾用洛阳铲做过钻探调查，初步确定了这座编号为M54的墓坑，根据其特殊的位置，判定应为高等级大墓，计划2001年开春土壤解冻后发掘，没想到盗墓者一直追踪考古队的进展，打算先下手为强。花园庄的村民很警惕，发现有人夜间盗墓，马上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阳工作队报告，考古队立即赶到现场，发现确有搅动过的痕迹，果断决定不等了，马上开始抢救性发掘。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殷墟是罕见的、过去近百年中考古从未中断的热土 图/受访者提供发掘历时一个多月，在飘着大雪的除夕，一座保存完好的殷墟文化二期晚段高等级大墓展露真容。由于抢救及时，盗墓贼还没来得及动手，大量随葬器物和殉人都还保持着下葬时的布局，填补了商王祖庚、祖甲时代高等级墓葬的空白，也为研究晚商时期的墓葬、礼仪、军事制度等提供了珍贵资料。在许多随葬铜器上，都能看到“亚长”字样的族徽，其中“亚”表示主人是军事首长，“长”则是家族族徽。商人有家族聚葬的风俗，“亚长”墓与“子”族相近，推测两个氏族应该有所关联。作为军事首领的“亚长”，其武装实力可以从他的随葬兵器窥见一斑：大件铜兵器161件、矛78件、戈73件、钺7件、卷头大刀3件、铜镞881枚……足以装备超过150人的部队。另有一套铜铙乐器，是军事长官发令的用具。大量玉钺玉戚、玉矛玉戈等玉兵器，都属礼器，也是军事首领的身份象征。考虑到这只是随葬部分，还有大量成员自备武装没有落葬，亚长氏族的兵力，以千人估算并不为过。此外墓主还拥有铜策两件、弓形器6件，说明仅他自己便拥有至少6辆马车。换言之，亚长是精锐部队的领军人物。在“亚长”的展厅里，最吸睛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只举起的小手，五指张开，伸向空中，像在吁求或探索着什么。这只小手比一般成人的手略小，以青铜铸成，手指微曲，呈虚握状，手掌背面铸刻一只人眼，四周环以卷涡形纹饰，甚至模拟出了精细的指甲纹理。
铜手掌连接小臂处是中空的，可以插入木柄，但木柄早已腐烂，依然无法复原当时的尺寸长度。事实上，在展厅里，小臂处就插了一截透明亚克力杆，这让铜手的作用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跟其他随葬的青铜器不同，这只铜手是在主人的棺内被发现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学界至今亦无定论。有专家推测，是用来从鼎内捞取食物的，鼎器较深，似乎必须有长柄才能方便捞物，类似人手形的餐叉。也有专家认为，这是军事首领握在手中的权杖。还有专家认为，亚长的手可能在战斗中受过重伤，这枚铜手，是他的义肢。基本有定论的是，亚长死于战争。这位35岁左右的将领身高一米七，骁勇异常，在他的骸骨上，研究人员找到了多处伤口，有些骨伤已经愈合，说明是陈旧性伤痕。有六处创伤集中在身体左侧的股骨、肱骨、肋骨，分别是砸击、砍削和锥刺造成的。右册髋骨，中部甚至被刺穿一孔，应是矛戈类穿刺型武器造成的伤口。左上臂肱骨上的锐器砍痕，未见骨骼自我修复痕迹，说明墓主在遭受连续击打后不久即死亡。千年前的遗物，仿佛沉默的证词，向我们勾勒出一幅浴血奋战的场面：亚长被击倒在地，铜矛嵌入骨骼，他的左侧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遭到连续砍杀。他未被敌人斩首，也许是头部铠甲的护卫，也许是援兵赶来相救，但他很快就因失血和感染死去。为了辟味防腐，人们在他尸体上撒了大量的花椒粒。商朝以善战著称，战死的将领被马车拉回殷墟，风光大葬。
从文明的认知上来说，李晓阳认为，作为文明源流之地，殷墟的重要性不输古埃及的孟斐斯、古巴比伦的巴比伦城、古希腊的迈锡尼……“但没人会把安阳跟这些城市并列联想在一起，虽然殷墟是世界遗产，甲骨文是非遗遗产，安阳是绝无仅有的坐拥‘双遗产’的城市，可在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上，我们远远不够。”李晓阳的梦想是还安阳以应有的荣光。在殷墟新馆的展陈主题上，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标题：“伟大的商文明”。讨论会上，这个提法引发了学界和同行的许多不同意见：“伟大”这种提法，是不是过于激进了？作为标题，也显得粗暴直白，像喊口号一样，“动辄伟大”，把调门拔得太高，有好大喜功之嫌。要做商朝文明大展，有许多现成的好名字可用，比如“商颂”，或者“赫赫商都”，都蕴藉、古雅，评赞有度，语出有典。但这些都说服不了李晓阳，他很坚持，必须“伟大”。“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的后代，商文明是‘伟大’的！可能有人觉得，商朝还有人祭，那么血腥，怎么能用伟大这个词？但西方人可以说‘荣耀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并没有因为罗马有残忍的斗兽场，它的文明就不伟大了，也没有因为希腊有奴隶制，它的文明就不荣耀了。就算是喊口号，也是以前被埋没太深了，你不去呐喊，怎么能传播出去？”压力最大的时候，李晓阳向远在深圳的唐际根寻求意见：商代文明，能冠以“伟大”一词吗？唐际根说，这问题抛过来的时候，他当时一愣，没敢马上答复，“我说你让我想想。‘伟大’这个词，要我自己，肯定是不敢提的，我不能自己挖哪个时期，就说哪个时期伟大。伟大到底要如何定义呢？”苦苦思索了好几天，推敲再三，他才给出自己的答复。“这个题目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我还是投赞成票。”唐际根的理由是：商王朝为整个华夏文明留下了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文字系统和文献，而文字，是文明发展的核心。“文字和文献传承下来，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而且，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比，商文明所流传下来的文字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的，单从这一点而言，我觉得说它‘伟大’也不为过。”作为地方文物系统的主官，李晓阳给出的理由则更加具体，文物是最好的证人：殷墟发掘年代较早，历史原因导致最初的发掘成果有极大部分流失海外，目前散落在全世界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殷商青铜器和甲骨，总数约在五万件左右，且大多是“掐尖儿”的精品。1949年，国民党政府又带走了出土文物中的另一大批精品，赫赫有名的小屯村YH127坑甲骨窖藏、牛鼎、鹿鼎……都是那个时候流散到台湾的。即便如此，所余遗存，加上后来持续考古发掘的收获，依然令人震撼地揭示了这一段历史文明的富藏。“在被拿走了这么多的情况下，你今天到展厅去看，剩下的还这么厉害。而且目前遗址才挖了10%，可想而知它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明，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早期文明相比肩。”
▲亚长铜钺，此器可与妇好墓中的铜钺相媲美。钺是墓主人军事权力的象征
在李晓阳和唐际根看来，商文明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与后世的文明不是割裂的。但是长期以来，民众乃至学界对商朝隐隐怀有一种误解和矮化的情绪，其原因是周灭商之后，出于长期受欺压凌辱的怨怼也好，出于建立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需求也罢，周对前朝行了一系列文字讨伐，殷商作为一个暴虐政权被写入历史。“周礼长时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它对商的评价就定死了。”周礼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世帝王，也都推崇周礼作为文治典范。西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曾遭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城七年，期间穷天人之际，将伏羲所创“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所著《周易》被认为是参破天机、深刻认知阴阳化生变幻无穷之宇宙规律的“大道之源”，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行走在羑里城遗址，很容易生出历史沧桑巨变的荒诞感。羑里城地处安阳汤阴县北，这座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监狱”，如今还能与普通游客产生热情互动的，得数景区门口的算命先生，和景区深处新建的八卦阵。八卦阵是一座迷宫，竖着当下最网红的标语：“我在羑里八卦阵等你。”入口左右，分别写着“先迷”，“后得”——这似乎也是文王被囚的写照。游客一头扎进迷宫，就在写着“潜龙勿用”、“亢龙有悔”等易经口诀的迷阵中兜兜转转。实在迷了路，还可以爬上八卦阵中心的高亭，俯瞰便可一览乾坤。算命先生分两种，一种在景区门外流动，或飘着“文王卦课”的招牌，或守着抽签的竹筒；另一种在景区内，辟出一间间方正的小屋，每间小屋都挂着一模一样的匾额——“周易工作室”，每间小屋中也都坐着一位算命先生，或穿唐装，或着汉服，端坐写字台旁，如同专家坐诊，等着给来客的一生把脉答疑。跟深埋地下的殷墟遗址不同，作为《周易》发祥地，羑里城城址上修建了文王庙，历代修葺祭拜，成为朝敬先贤周文王的圣地。一方清朝御笔石碑，是乾隆拜谒此地时题写的诗句，大约确有所感，乾隆在诗间还加了自注：“……文王视民如伤四字，是为千古帝王心法。”
数千年来崇周抑商的心理，映射到晚清新史学大家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中，他写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论断把商和周划分开来，也影响了后世无数学人，认为经历了商周之变，华夏文明才焕然一新。李晓阳对此并不认同，“王国维这一代学者，都是传统周礼的崇拜者，秉承儒家思想，认为周和商是割裂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经过考古学界科学分析，周和商一脉相承，是非常清晰的继承关系。周礼规定了一系列社会等级秩序，但这些礼制在商朝就开始了。商朝按觚爵来确定阶层，一个人身份越高，他所能拥有的觚和爵的对数就越多。到了周朝，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周要变一变前朝法度，就把觚爵制改成鼎簋制。你是按偶数吗？那我就按单数。你是用酒器吗？我就用食器。但本质上两者是一模一样的，一看就很清楚是继承关系。包括周朝的分封、军功和爵位，官员的设置，都因袭商代已有的框架。虽然孔子说了‘吾从周’，但孔子还说过另一句话，叫作‘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意思就是，其实他也能了解到一些殷商礼制，只是苦于殷商后裔宋人没有留下足够的文献，佐证不够。周礼文献记载充足，所以他得以从周礼。而且孔子清楚地认为，自己就是商朝遗民的后代，他是子姓，孔氏，子族是商朝大族，后称宋，孔子就是宋国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去了。如果不承认周与商的继承关系，今天的中国是无法解释的。”商代常被诟病的还有它的人祭风俗，但李晓阳认为，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去苛求远古文明，必然导致认知错位。许多早期文明都携带着原始和残忍的印记，不能仅用这一维度去考量文明的进步性。他进一步举例说：当我们作为现代人去批评古代阿兹特克人的残忍献祭时，别忘了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恰恰就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的一战和二战。在唐际根看来，商文明之所以在早期文明中能够一枝独秀，独步中原，跟文字有很大关系。相对统一的文字和统一的礼制秩序，让分散在华夏大地上的早期生民逐渐达成精神共识。“分封制不是周的首创，商代已经有分封，只不过它的同姓王没那么多。商代在方方面面都为后世奠定了基础：文字、社会层级、科技、冶金、数学、历法，包括训练人规范人的教育体系，后来儒家推崇的五经六艺，商代早有萌芽。商人是非常文学性的，很喜欢写文章，周人写《洛诰》、《召诰》，都是在商代成汤的《汤诰》之后，商朝通过语言、文字、文献、礼制、天命信仰和祖先崇拜，来制度化一些东西，这些统统被西周继承，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
唐际根在安阳待了27年，曾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长期主持发掘工作，正是他带着安阳考古队发现了商中期的洹北商城，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也是他积极促成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但他也只是殷商考古百年历史中承上启下的一环——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殷墟是罕见的、过去近百年中考古从未中断的热土，甲骨文研究的历史则更加久长。商在文明史上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离开社科院考古所之后，唐际根在南方科技大学社会学中心担任讲席教授，除了授业课徒之外，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考古学的再研究和再应用上。眼下，唐际根正在撰写有关商王朝的专著，在考古文博越来越成为“显学”的今天，他深深体会到普通人对历史文化的热情，而在另一端，这方面的输出仍远远不够：学术著作太过专精，可读性差，离普通读者太远；而普及性读物往往又会在学术上存在许多硬伤。
▲唐际根在安阳待了27年，是他带着安阳考古队发现了商中期的洹北商城 图/受访者提供在唐际根看来，有些论著存在“局部之障”。做研究仅凭逻辑合理是不够的，考古讲的是证据。虽然在历史的空缺处，人们不免垫之以假说和猜想，但要形成结论，却需要绝对的实证。“比如要分析什么是当时人类的主粮，不能光用浮选法看土地里的粮食颗粒存留，科学的方法我们是用碳十三研究人骨，把吃小米的物种和出土人骨做比对，夏商地区就是吃小米的物种，他骨头里的碳氮同位素显示他就是主要吃小米的，不是吃水稻的。”新书写了四年，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在这个过程中，商朝人的面目在唐际根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如果不及时打住，这本书可能永远也写不完。这种感觉，是他2009年写他的第一本殷商普及读物《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时所没有的。“当时对商的认识远没有这么清晰。在我离开殷墟以后，我跳出了一线发掘和天天整理材料，距离反倒给了我一种眼光，让我能够综合性地看待各种材料。”此次在殷墟新馆，唐际根参与了“殷商与世界”这一部分的展陈，却缺席了殷墟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原因是他正忙于赴美的行程。2023年，改名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馆的原弗利尔美术馆做了一个名为《安阳：中国的王城古都》的展览，作为该馆百年庆典的一部分，唐际根作为外援专家协助了这次展览。“殷墟在海外的文物也是我们一直惦记的。在全部回流暂无可能的情况下，怎么让它们得到更好的研究和传播？”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与安阳有着特殊渊源。从1928年起，安阳遗址的考古工作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主持。一年之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接任挖掘工作的负责人，弗利尔美术馆协助了李济在安阳的首两季工作。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发掘团发掘殷墟王陵大墓 图/受访者提供《安阳：中国的王城古都》是近年来海外最重要的商代主题展，规模盛大，两百多件殷商文物展示了商文明跨越时空的魅力和王都安阳的生活风貌，展期长达一年零两个月，在全球观众中收到极好反响。2024年3月8日，展览闭幕前，馆方组织了一场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全世界近300名汉学家和殷商研究者，从华盛顿遥望大邑商。唐际根带去了自己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向国际学界展示妇好“数智人”和实证还原的妇好衣物配饰，并做闭幕式发言。他的两个助理甚至现场穿上了令人惊艳的妇好衣饰，从骨簪到环佩一一精准还原，连项链上每一处玛瑙珠的孔道，都不是机器钻孔，而是严格依古法手工敲击而成。从华盛顿回国的飞机刚刚着陆，唐际根便接到消息：他的恩师、新中国第一代女考古人郑振香先生离世了。而郑先生，正是1976年妇好墓的发现者。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在安阳合影（右手第一人为妇好墓发掘者郑振香）图/受访者提供郑振香是唐际根在殷墟考古道路上的引路人，但唐际根也说，对于先生来说，自己或许是一名“孽徒”，他的许多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考古前辈的观点，但考古就是这样一门不断拓宽认知边界的学问。如果后人不能比前人走得更远，可能才真是辜负了老师。唐际根的新书夏天就要面市了，可是书名还没想好。他该如何描述这一段文明，如何定义这一族商人呢？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课题，也是李晓阳、赵清荣们的课题，是所有活跃在安阳乃至安阳之外的考古文博研究者的课题：我们如何发现真相，传承文明，讲好关于我们自己文明的故事？李晓阳说，商文明仿佛是华夏民族初盛的少年期，兴于草莽，血气方刚，也像少年一样还不懂得在文化上去树立自己的形象。这种被书写、被定义的权力，被后世的周朝拿走了。但今天，也许这段历史可以用新的认知再讲一遍。文明的发现与探索，便是这样一段段的接力。某次陪同参观殷墟博物馆结束之后，一位来宾离开新馆，回头再望一眼，对李晓阳说：将来哪天，我们这一拨人全没了，这个博物馆还会在的。